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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時期的防疫

作者:盧 溪

來源:中國檔案報

2020-03-04 星期三

????近期多地爆發的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疫情是一種流行性的急性傳染病,民間也稱這一類疾病為“瘟疫”“時疫”等。中國歷史上,先民在應對瘟疫時,有失敗的慘痛教訓,也有成功的經驗總結。作為距離現代最近的兩個朝代,明清時期的防疫工作具有哪些特點呢?

瘟疫肆虐多發生 防疫觀念漸革新

????瘟疫,是一路伴隨人類文明史揮之不去的“陰霾”。歷史上,黑死病(鼠疫)、天花、霍亂、流感、瘧疾,這一個個疫病的名字都曾奪走過無數人的生命。

????明清時期,瘟疫猖獗,《中國古代疫情年表》記載的這一時期的瘟疫次數多達156次,平均每三四年就有一次瘟疫。在檔案文獻中可謂是隨處可見:“永樂十一年(1413),邵武大疫,絕死者萬二千戶;嘉靖九年(1530),庚寅年,痘災盛行,死者過半;康熙四十三年(1704),甲申年,春,河間大疫,人死無算;光緒壬寅年(1902),夏秋之間,霍亂病到處流行……每村死人數十或百余,乃至全家死盡絕滅火煙者,各村多有。”據統計,僅1840年至1912年間就爆發過30次瘟疫,平均每兩年多就爆發一次,而且波及范圍很廣。如1902年的全國性大霍亂,北起黑龍江、南至海南島等地都有相關記錄;1910年的東北的鼠疫也曾波及數省。

????晚清以前,防疫觀念多基于傳統中醫理論,認為瘟疫的傳染是通過“氣”來傳播的,人“氣”是致疫之源。同時,中醫也對接觸傳播、食物傳播、水傳播、蟲媒傳播等瘟疫傳播方式有了一些直觀或隱約的認知。因此,古人采取的措施是以“避疫”為主。

????直至晚清,清朝政府的防疫觀念和措施才逐漸由被動的“避疫”轉變為更加科學的“防疫”。如光緒三十年(1904),《東方雜志》中指出,當前最可行的預防瘟疫的辦法有三:“一曰設傳染病院……一曰行隔離之法……一曰掃除法”,從中已清晰可見人們防疫的觀念在不斷革新。

????隨著西方衛生知識和經驗的傳入,人們對抗瘟疫的策略更進一步拓展到了“預防”的層面。《柳城縣志》中記載出現霍亂疫情時,時人認為“毒氣有自外入者,有自內出者”,提倡從注意自身生活習慣和改善環境衛生的方式來防止“瀝毒”,已初步顯示出人們對“預防”工作認知的提高。《申報》也刊登文章指出:“水不清潔,亦能致疫……預防之術,未有善于引清潔之水,去穢污之物而已。”文中已經明確指出應提前采取預防措施,這也印證了當時防疫觀念的進步。

清廷態度在改觀 防疫制度在完善

????封建王朝最重要的職責是維持王朝的統治穩定和延續,而瘟疫等衛生問題大多時候被視為民生問題,對王朝統治者和舊有秩序的挑戰、威脅相對較輕。所以,從當時的國家層面而言,防疫并不是最為急切的問題,統治者容易漠視。

????清康熙四十八年(1709),李煦上奏蘇州有疫,而康熙帝在批復中卻認為瘟疫是“民間無知……所以有此一難,亦未可知”。光緒二十八年(1902)廣西省霍亂流行,無論地方官員還是中樞重臣,乃至皇帝本人,對于此次疫情在來往公文中只字不提,反而非常重視當地匪患。從這些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,當時政府對時疫的漠視。

????到了清末,中央部門、地方重臣的態度已大為改觀,開始重視起公共衛生事業來。學部提出“醫學一科理論精微,關系于民命者實非淺鮮,非亟予提倡,不足以收實效”,主張對留學醫科的自費生予以官費補助。東三省總督錫良和吉林巡撫陳昭常也認為:“立國強民為本,而強民以重醫為先。”

清道光元年(1821),《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》中關于
京師瘟疫流行的記載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

????雖說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濱,莫非王臣”,國家和政府理論上無所不管,也是其職責所在。但就當時地方政府而言,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刑民和錢糧,對于醫療衛生領域,在財政和制度設計上都缺乏專門的機構與資金來源。如明清時期在地方政府內雖設有“醫學”,但僅憑一吏,能履行好日常的醫療之職已屬不易,更難再肩負起防疫的重任。明清時還曾在各地設立官方的惠民藥局、在大疫之年設置病坊收治病人等,后來,也多因缺少政府支持而廢棄。而在《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》中記載:道光元年(1821)瘟疫流行,道光帝撥銀2500兩救治。同治元年(1862)京師內外時疫,同治帝同樣撥銀2500兩救治,命設局施藥、施棺埋尸。清廷雖有撥款,但畢竟治標不治本。

????到了清末,上海等租界率先建立了衛生機制,天津都統衙門也實踐了衛生制度,最終推動了清末新政時期國家衛生行政制度的建立:中央層面,在巡警部成立后,將醫療衛生納入其職責范圍;民政部成立后,設衛生司,負責醫療衛生,并對醫療衛生建設作了相應的規劃;地方層面,東北設置了民政使司,其他各省設立了巡警道,負責地方衛生事宜。此外,各類醫院也紛紛創辦,各級、各類醫學教育也得到發展。如宣統三年(1911),京師鼠疫,民政部就成立了臨時防疫局應對。

防疫措施科學化 社會力量擔重任

????根據中醫傳統的“疫氣”理論,古人很早就有“登高避疫”或“避疫山中”的習俗。其兩大基本原則是“養內”“避外”,提倡一方面增強體質、鞏固正氣,使外邪無法侵入;另一方面是避開疫氣,不受其毒。在這一理論指導下,古人不乏比較科學的舉措。

????清朝時,宮中有“避痘”之俗,主要措施有:別居、行獵、免朝會等;清初規定,京城中有出痘者立刻遷出城外;民間有采用消毒除濕功能的香燥之劑以避疫。部分明清文獻中還記載著一些今日看來依然科學積極的防疫辦法:如避免接觸病人和病家的物品、消滅蟲媒、單獨安置病人,乃至檢疫以及種痘等。

????晚清時期,西方衛生知識的引介與傳播促使了我國防疫措施走向科學化、正規化。如1902年天津地區霍亂大流行時,清政府就采取了社會動員、建立專門防疫醫院、大力控制傳染源、加強公共衛生治理、進行防疫知識宣傳、實施社會救濟等措施,起到了良效。

1910年,東北鼠疫流行時隔離區內的情景。

????1910年至1911年東北鼠疫時,清政府下令各處嚴防,并指派天津北洋陸軍醫學院副監督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,抽調各地醫護人員支援疫區,第一次大規模投入人力、物力、財力來防疫。當時采取的防疫措施包括:建立各級防疫組織,頒布防疫法規,采取清潔、消毒、隔離、檢疫等手段遏制疫情等,這些在《大清宣統政紀》中均有記載。

????而民間社會力量在應對瘟疫時也非常活躍。在儒家推崇的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”的理念激勵下,地方上的宗族、鄉賢、富商等通過協助官府、籌集款項、施送藥物、刊刻醫書、延請醫生、施舍棺木等措施來應對疫情。如在光緒二十八年(1902)的天津霍亂中,保衛醫院作為面向基層民眾提供醫療的防疫醫院,其所用經費共計白銀5萬余兩,其中,社會各界捐贈占80.36%,政府撥款只占19.64%。

????明代中后期到清代,民間自建的慈善機構蓬勃發展,在防疫工作中也擔負重任。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尤為典型:如清道光三十年(1850)前蘇州府城共有慈善機構6個,后增至12個;一些原本沒有疫病救療功能的綜合性機構也紛紛增加了這項功能;同治朝以后,還出現了相當數量專門救療疾疫的醫藥局,比如南潯施藥局、丹徒衛生醫院、寶山真如施醫局等,這些機構的建立與完善對當時的防疫工作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
??? 原載于《中國檔案報》2020年2月28日 總第3492期 第二版

 
 
責任編輯:張雪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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